2015-12-28 09:27:42 辽宁华图公考问答 http://ln.huatu.com/wenda/ 文章来源: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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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文物局信息中心主任祁庆国一直从事博物馆信息化应用、文物摄影等领域研究。作为文保信息化领域的权威专家,他也曾主持首都博物馆新馆数字化系统等工程建设。
祁庆国对《瞭望东方周刊》如此总结:“数字化本身已经很复杂了,所以我们经常纠缠在保护和技术本身,对如何利用关注不够。其实怎么应用技术才是主角。在这个事情上也曾有弯路。”
大屏幕电子屏,环绕立体声,画面里乌云滚滚、金戈铁马震天。但问题的关键是:如何用技术手段让观众更好地获得对于文化遗产知识内涵的认知。
也就是“深入”地数字化展示应用,而不是“技术秀”。
互联网为文化遗产提供了新的保护、传承和传播平台。但是文化遗产上网,上什么?如何上?
互动为王
祁庆国常在各大学术会议上对比《清明上河图》数字化展示的三个版本。
第一个是2009年的网络热图《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》。它是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某个局部,网友处理掉街上的人群,只留下散落的零碎物,戏称为“城管来了后”。
第二个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的展品。由12台电影级投影仪同时工作,呈现高6.3米、长130余米的活动画面,赶毛驴的脚夫、骑马的宦官、拉船索唱号子的纤夫等上千人动了起来。4分钟为一个周期,展现城市昼夜。
第三个是2010年故宫博物院、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合作的《走进清明上河图》沉浸式数字音画展示。它通过一块触摸屏用户实现多点触控,耳机随着用户的浏览改变声音,从集市嘈杂喧哗,到卖马的人讨论马的毛色、算命者你来我往……51个情节,700多段对话,长约2小时的音频,都经过学术考证。
在祁庆国看来,“第二个版本很宏伟,花钱很多,但是从传播的角度意义不大,就算人物不动大家也知道画的是人。第三个版本在保存原创前提下,帮助观众理解画在说什么,非常不错的知识解读方式。”
第一个版本成本最低,也提供了另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:用户直接参与文化遗产本身。至少从上述三种表达来说,它更容易被传播。
对于技术本身,聂志明可能更有发言权。作为腾讯互动娱乐研发部总经理,他目前正负责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推进“开放的传统游戏数字图书馆”项目,即收集全球范围的传统游戏进入线上平台。
“这个数字图书馆应该是基于互联网与移动信息技术的,多维立体的数字图书馆。它不是一个单向的存储器,而是能与用户互动,并可以体验这些传统游戏的玩法。在此基础上,我们会尝试通过这些前沿的技术,比如虚拟增强型技术、体感技术等等,通过这些技术的应用我们希望能够给用户非常真实、非常鲜活的体验。”他解释。
虽然听起来前卫,但“开放的传统游戏数字图书馆”并不会专门开发新的技术,很多已经广泛应用在各大互联网公司中,如微信、腾讯地图、Google地图。
另一部分是体感、VR(虚拟现实)、AR(增强现实)、全息投影等创新技术,它们也已经应用在消费级电子产品中,比如Xbox、PS4的体感技术,Gear VR,Google眼镜等。
总之,现有技术足以应对需求。用祁庆国的话就是:“现在文保人员能想象到的,技术几乎都能实现。”
更深层次的问题是“如何还原和展现传统游戏中的交互,因为游戏最核心要素就是人的因素,是游戏者的参与。所以如何利用游戏研发技术呈现这种参与和交互是关键。”聂志明解释说。
无论如何,作为一个线上平台,可以提供更广泛的互动机会。
“我觉得互联网的核心是连接,通过互联网可以很方便地建立起人和人、人和物、人与信息之间的连接。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能力把传统游戏的乐趣和更多人连接起来,并通过人与人的连接去接力传播。这就是互联网平台的优势和魅力所在。”他总结说,“我们第一期会先把传统游戏与线下的人连接起来。”
改变世界
Google文化学院创始人、总监阿密特.苏德对本刊记者如此期望:“我们要把互联网的规则引入到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文化产业中。”
2013年上线的Google文化学院实际是一种虚拟博物馆,它和数百家博物馆、文化机构和档案馆结成合作伙伴关系,从而“提供具有丰富视觉效果的互动式在线体验,帮助人们以新的方式讲述文化故事”。
Google文化学院本身还是一个便于社交传播的网站,可以建立个人珍藏集,与朋友分享自己喜爱的艺术品。
更为高级的互动是:通过运算,加入对比、分享、资料搜集和汇总,Google文化学院根据用户个人喜好进行延展阅读,在基本信息和资源的掌握基础上,从而希望建立一种新的知识体系。
文化遗产数字化和互联网化的前景不仅是陈列和展示,“互联网的平台让数字化达到最高层次——建立云端的大数据、大分享库,就是知识库体系的建立。”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对《瞭望东方周刊》总结。
古籍数字化的第一层次通过拍照实现互联网查阅,解决了内容研究的问题。第二层次文本化,把全文内容敲到计算机数据库里,把语料翻译过来。“第三层次也是最高层次,就是建立知识库体系,管理知识,甚至管理到每个词来进行研究。”他说。
北大一位教师在研究考证某首诗是否真为杜甫所作时,让计算机分析杜甫最喜欢用的词汇、意境等,结果是80%可能性不符杜甫行文风格。
虽然是一个辅助研究,但张志清认为相当重要。一位古代文人去过哪里、出过什么书,谁给他写了记录……这些人之间发生的关联通过数据库自动分析、形成新的知识体系。这就是大数据检索的意义。而过去的类似学科——古典文献学,主要需要研究者自己积累。
另一个例子是在南京博物院数字馆。这个展厅没有一件文物实物展品,却有很多观众参与的项目。
其中一个是给爱人制作寄语,然后以滚动的方式出现在展厅里,最终成为一个藏品。
“应该说这是一个标志,中国博物馆行业的数字展示进入新阶段,也就是公众真正参与共建共享的阶段。”祁庆国解释,互联网提供的是展示、交流、应用、共享平台,特别是共建共享。既是生产者,也是用户,可以让观众参与到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。“这将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、行为方式、工作方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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